15 一月 她在集中營的日子

我一直覺得，二次世界大戰離我們這一代好似很遠，我只有頭腦上認知，但沒有很切身的感覺。最近有一個機會，聽到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的分享。她的故事，令我很立體去感受到猶太人二戰時，被納粹德國屠殺的悲痛。

猶太人說歷史，和華人世界很不同，華人的講歷史時，很多時都是「XX侵華」、「XX鬼子」、「XX傷害我們」，情感會大於事件。猶太人講歷史的口吻，不是追究責任，而是講他們的經過。華人及猶太人同樣經歷大層殺，但處理這段記憶，分別很大。我還記者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的Yad Vashem，華文世界叫此處做大屠殺紀念館，但猶太人卻叫紀念及名號，重視每一個被殺的同族的名字，多於追究納粹德國，也沒有宣揚復仇。

今次講座的講者，就是Eva Schloss女士，你未必認識她，但你或者會聽過Anna Frank，即是安妮日記的作者。Eva就是Anna的繼姐。她1929年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，在1938年，她9歲的時候，希特拉上場後，開始了反猶的政策。

Eva：「要知道誰是猶太人，是很容易的事，我們這些學生受教育時，已經會分開猶太人和基督徒，30年代末，希特拉入侵奧地利後，奧地利也納粹化，奧地利人會跟著做納粹的敬禮手勢。一路以來希特拉覺得猶太人是問題，想清除猶太人。很多奧地利猶太家庭已經走不及。爸爸幾日間決定，舉家到荷蘭走難。仍記得猶太人外出已不再安全，去不了外面買東西，放學後想和基督徒小朋友一齊玩，但他們的家長已經很惡的白眼，被指罵不可再和他們往來。」

荷蘭在一戰時是中立，很多猶太人也相信，二戰時，逃到荷蘭或會避開希特拉的逼害。她的一家先走難到了比利時，但當地是用法文，不懂得溝通，要去到學校學習。11歲時生日時，想請朋友來到，也做不到，因為1940年希特拉入侵了波蘭、斯洛伐克，戰火漫延到歐洲。

爸爸最終取得簽證，去到荷蘭走難。「我就住在一個地方，對面一戶是Anna Frank住的地方，她很多少女心事及情懷，她很愛打扮，有一次和她提到自己有一個哥哥，她很想認識我的哥哥。」這樣她就和Anna相遇了。

一個晚上，戰機的聲音在民居上飛過，平靜的日子完了，荷蘭也捲入了二戰。納粹德軍進攻，荷蘭軍隊5日內投降，鹿特丹被炸了。最初幾星期荷蘭也是平靜，但很快公共場所反猶的措施實施，猶太人要穿上黃色的猶太人星章。

「後來，我們怕去到學校，因為猶太人學校時有一架一架貨車，猶太年輕人被捉走，從此音訊全無，戰後我們知道，他們在集中營中被殺。」

她的哥哥也收到一張官方的卡，要求他起到德國工廠工作，大家也心知不妙。荷蘭也有抵抗者，開放家庭收容猶太人，哥哥跟著爸爸，我跟隨媽媽，要分頭躲避，來增加存活率。她和哥哥感情很好，不想分開了。

德軍想要年青人，會在深夜拍門捉人，要反應好快去躲起來。當時好多荷蘭人收容猶太人時，也是心驚膽戰。她一家人兩年間換了七個地方。哥哥本來是音樂家，也要安靜不可陣彈樂器。

最後一家四口被捉了，送去集中營。「 集中營的車是運動動物的車一樣，一個木桶是清水，一個是排便用，密閉的空間沒有新鮮空氣。我們只可以聽德文及荷文電台，我們也偷聽BBC，也想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資訊，知道集中營中，會有很多個營。在死亡列車上，哥哥告訴我，他將一幅畫收藏在荷蘭，希望戰後可以找到那幅畫。」

「我們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，四周的猶太人都穿上囚衣，死亡醫生Mengele會望每一個人，再指向左右方向，將人分為生死兩列。年輕的被殺死，年長的去到另一個營，每人有一個號碼，會全身赤裸，每一個人的資料會被仔細記錄。鞋不是完整，沒有內衣褲，沒有餐具，沒有廁紙，什麼都沒有，每8在人住在一個籠中，每日兩次機會去洗手間。入營後一星期，就會有跳虱，咬到全身流血。」

早餐是流質食飯，晚餐是麵包，咁多人日間勞動，想留麵包到早上食，麵包無處可藏，晚上掉了在別人的床上，就會其他人吃了，也有很多中醒來就斷氣死了。「媽媽給我她的食物，死亡醫生見到她很瘦弱，決定將媽媽殺死，我只想和媽媽道別，也被打了一身。她也想放棄自己，波蘭的冬天很冷，人人也看不到希望，也預計媽媽已死了。

有一日爸爸在營外叫她，她告訴爸爸，媽媽已經死了，爸爸接受不到。1945年，德軍開始撤退，營中的猶太人覺得奇怪。戰後才知，俄軍打到波蘭。有人說見到她的媽媽，而且存活下來，我起初以為假的。俄軍來到前十日，很多支持不了死去。

「蘇聯軍人煮了椰菜湯，很多人長期無糧食，根本無法消化，很多人一食了後，第二日就死去了。她去了找爸爸，見到一個很熟面後的人，因為餓到不似人形，原來是Anna Frank的爸爸，但我不知道爸爸及哥哥下落。」

正當集中營的人以為自由的日子快到，可是德軍知道俄軍快到，要猶太死亡行軍，為了消滅證據。德軍為了不留證據，有些殘餘部隊回來捉猶太人，媽媽在雪地倒下，很幸運被人救回集中營中，我們才知道她仍在生。

俄軍將他們送到東部傲德薩。戰後回到荷蘭，想找到哥哥下落。最終紅十字會確定哥哥及爸爸已死，我充滿怨恨。但有人和她說，不是每一個德國人也是壞人。「我在戰後的絕望感，比在集中營中更大，因為戰後，收到哥哥及爸爸的死訊，我失去了希望。我和媽媽可以做到的，是將哥哥的畫作找回來，她和媽媽用一生兌現和哥哥的承諾，將哥哥的畫流傳。」

整個分享會中，看到Eva很冷靜去講述最慘痛的經歷，我只有去想像她在集中營的日子。也願香港平安，不再是敵我之分，願主的公義來到。

撰文：Wilson